《誰可以給香港一個機會》文：林奕華 29-12-2003 信報 -- Dosss Mu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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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誰可以給香港一個機會》文：林奕華 29-12-2003 信報

Author:
DO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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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01:39:26 01/20/04 Tue

「機會」是什麼？這是我在近來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因為我愈來愈相信「機會」是一面鏡子，通過它可以清楚地讓我們看見自己。表面上，「機會」可以反映一個人有多少能力、眼光、氣魄。其實不止，它還可以使那人的個性徹底曝光。不擅利用「機會」而導致失敗的經驗，卻不一定就是人生的滑鐵盧，相反，它可以變成比機會更重要的東西：啟蒙。一再錯過了成為香港傳媒一分子的我，便是從中得到啟蒙的一個例子。

遇上榮念曾……

　　一切開始於在中二年級我給《年青人周報》投的一篇稿。當時的周報是商業二台ＤＪ的文字園地，因此認識了樂仕、海滴，然後是俞琤。海滴是告訴我有張愛玲其人的第二個人，她又以主編身份安排我去採訪甘國亮。甘先生在那一年剛好由演員∕編劇升級為編導。處男作是《少年十五二十時》。我記得我在電話上囁嚅地毛遂自薦—當然不是大膽得想當男主角，而只希望有份在劇中軌上一個小角色。結果，甘先生給了我當「演員」的第一個機會，在賈思樂身邊「飾演」他的同學丙（劇本上這樣寫）。這角色只需穿戲（校）服，講對白，但毋須演戲，以至不會重要得跟男主角回家，所以我都只是在外景菲林上出現，而沒有幾次入廠錄影。

　　寫劇本方面，當年我多麼希望能成為譚家明的御用編劇，但我知道我不會寫得比他的最佳拍擋陳韻文好。及後，在譚家明未曾開拍《雪兒》之前，我終於有機會和他嘗試合作。你不可能想像能有機會跟偶像走在同一把雨傘下談天說地對我來說有多興奮。開心歸開心，最後我坦白地告訴他，我不會寫劇本，我不喜歡寫劇本，因為在與他合作之前，我已替劉天賜、鄧偉雄主管的創作組打了一年合約編劇的工，兼且在約滿後不獲續約。我發現寫劇本原來是為了取悅和討好別人而必須絞盡腦汁的事情，你只能推敲別人喜歡看什麼，而不是想像自己喜歡看什麼。

　　失業碰上中五畢業的失學，梁濃剛給了我一個繼續為ＴＶＢ服務的機會，他把我安插在節目研究部當研究員。因為梁濃剛太太詹小萍認為我可以，我便在主持港台的一個文化節目時認識了榮念曾。

　　如果沒有遇上榮念曾……其實我根本不能想像這個如果的後果，因為是他令我一步步地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創作，通過創作，我才明白認識自己是多麼多麼重要。

　　在榮念曾出現之前，我想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當電台電視人。但是跨過了無數入門的門檻，我都只能是個門外漢。榮念曾的出現，讓我逐漸明白到媒體使用語言的方式與模式，不一定要被每一個人遵從。例如電台節目不能有一秒鐘的 dead air，米高峰背後的人便要把時間空間用聲音填滿，「說話」因此容易變成聲氣比內容重要，而若把這定律當成是一個「訊息」（message）來閱解，電台節目與聽眾之間的說與聽，有許多都不過是虛言溝通的姿勢。然而眾所周知，電台ＤＪ可以不帶腦袋上班，但絕對不能沒有姿勢；他的說話可以沒有內涵，卻不能因為自覺空洞貧乏，便減慢口舌的速度或乾脆停下來思考。

必先自我改革

　　與榮念曾共事期間，他讓我體會到改革的重要性。改革的基礎，最好又是奠定在對事情本質的了解上—尤其是對個人自己：我。

　　少年的我想當傳媒人沒有成功，頂多讓香港少了一個被複製（還是自我複製？）的俞琤或甘國亮。我又想，假設我在當年真的入了行，今天就算仍在電台或電視台工作，我又可會繼續相信改變和改革的重要性？事實上「改革」在大多數本地的傳媒人眼中，就是「空想」。而且，沒有經過自我改革便大聲倡議的「改革」（像政府），我真懷疑會有多少效果。

　　自我改革其實就是對於自己的反省和行動。反省的，既包括現狀，也不能沒有從前。以我想當傳媒人的「志願」為例，它使我看見自己曾經是個怎樣的 wannabe，而我在當年的「失諸交臂」，除了是力有不逮，也關乎所謂的力是用在什麼事情上：對一個完全不了解電台電視為何物，卻只想沾光的人來說，當然只能出盡吃奶之力地模仿別人，試圖說服自己不是沒有條件。

　　時至今日，「機會」多寡對於有志投身傳媒的人來說，恐怕還是要看你有幾懂得模仿和抄襲。傳媒儼然已是個性的刑場，把關的人則有如劊子手。改革香港不可能要求由傳媒開始（代替政府操縱民眾又是另一回事），因為傳媒機構大多只會捍衞單一的價值觀，而不是想想怎樣才能令香港人的心靈更開放。

　　這情況與目前的香港何其相似—雖然人人都在口上說這個城市需要大量的改變，但在背後，人人又對自己說「一個人的力量改變不了什麼」。這句說話的潛台詞，在我聽來就是「我本來可以做點什麼，不過我不願意放棄我已擁有的一點什麼」。但我又會想，對於沒有個性的人來說，還有什麼是比失去自我損失更大的呢？或許恰恰正是大家都想尋回一點尊嚴，所以才會把全部希望投放在那擅長把任何事物放大的傳媒上。

　　這解釋了為什麼愈來愈多人必須在電視、電台和大銀幕上看見和聽見自己，而且這些 wannabe 可以沒有年齡與經驗之分，你可以從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小孩子的面上看見同樣的緋紅，只因他們都因某些理由得到他們最想得到的「機會」：上電視。

要明白為何得、為何失

　　反而我在近日卻主動推卻了一些做電台節目的「機會」。不是為了標榜與別人不同，卻是，既然當初我因條件不合而沒有入行，今天就更不應該在兜了大圈之後才回到原位去做最初想做的事情，例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若是說想利用電台的空間和主持的身份去抗衡眼前的社會，那是不可能靠在一個半個節目中發發支離破碎的聲音便能達標的。

　　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傳媒機構（特別是電台與電視台）縱會鼓勵你在某個範圍內作出稍為大膽的改革，但是只要節目一出街，高層的負面意見一壓下來，任何嘗試都只是一場「愛的徒勞」。而我作為參與者，將因為得到一個機會而被褫奪更多將來的機會—他們會以你一次的表現來判斷你整個人。

　　結果，一個人的時間精力不是用在思考如何進步，卻是怎樣妥協、退步才可迎合平庸的大老闆們。故此，我只能相信「怎樣的人便會怎樣利用他的機會」—既然我的個性與香港的大眾傳媒的需求有基本衝突，我便不應對它抱存任何幻想。

　　只是我想，香港還有多少分享我的想法的人，本來也可以藉出力、團結來逐步改變功利、反智、犬儒的氛圍，卻因為被媒體排斥在外，所以才沒有機會一展所長？這些人的「沒有機會」，多大程度上其實就是香港的「沒有機會」？真要探究的話，未來香港的「機會」—特別是傳媒方面—應該問誰要和怎樣利用呢？

　　香港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明白自己為何得、為何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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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是用掃描器還是新聞搜尋。。還是用自己一雙手。。 (NT)	ＰＥＴＥＲ	03:59:51 01/26/04 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