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 Benedict Chan's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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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20:08:02 06/05/04 Sat
Author: Benedict
Subject: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裡，走了三
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
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
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
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
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
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
」，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
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
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
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裡有白色的
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
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
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
，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
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
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
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
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
車，卡車裡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
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黨的
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裡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
」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
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
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
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
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
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
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
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
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
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
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
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
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
。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
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
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
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
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
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
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
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
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
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
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
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
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只巨大
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
人你奔往哪裡？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
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裡，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
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
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
凌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
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
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
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
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
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
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
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
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
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
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
，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
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
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
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
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
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
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
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
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
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
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
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
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
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
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
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
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
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
。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
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
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
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
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
「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
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
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
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
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
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
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台灣人對中國的態度
。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
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
指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
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
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
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
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
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
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
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盡快把蓋子
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
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
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
，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
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
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
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
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
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
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
裡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
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
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於香
港城市大學中文系擔任客座教授。本文與香港明報、馬來西亞南
洋商報、美國世界日報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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