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陈永贵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 脙聳脗陋脙聨脙聻脗虏脗禄脙聭脙聰脙聜脙聸脙聦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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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15:04:39 08/01/02 Thu
Author: 作者：吴思
Subject: 附：陈永贵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In reply to: 作者：吴思 's message,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第7章～第13章）" on 14:49:22 08/01/02 Thu

中共中央对于陈永贵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概述

　　陈永贵是大寨道路的代表，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推行大寨经验，被当时的中央领导选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随着深受农民欢迎的大包干的兴起，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最终解散，随着大寨道路的失败，陈永贵又走下的了历史舞台。因此，对于陈永贵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涉及到对人民公社及其理想样板——大寨红旗的评价，涉及到对当前农村普遍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评价。

　　这些评价复杂多面，牵涉到工业化积累的方式和农业在积累方面的作用等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但是在基本方向上又是很清晰的，这就是：人民公社错了，大寨道路错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全国和大局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陈永贵则必须对文革后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这就是说，在劳动模范的身份之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干部的陈永贵，犯有严重的极左错误，犯有路线性和原则性的错误。这种错误至少包括：1、不顾农民意愿，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的手段，强行贯彻有片面性的经验。2、滥用职权，动用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

　　对于陈永贵个人，中共中央肯定了他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的农民美德，肯定了他在战天斗地，改变山区落后面貌方面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提拔劳动模范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办法，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陷入了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会议中去，无法再起到劳动模范的作用，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下边按照时间顺序介绍概述所涉及到的观点及其出处。

　　二、1978年10月，万里评大寨和大寨道路。

　　当时，万里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处于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直接来自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后来的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记载了万里的一次谈话。这是党内高层干部第一次公开反对大寨道路，可以算作一次历史事件。

　　万里同志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注：这是1978年春节陈永贵在大寨向大寨联合报道组布置报道任务时的用语，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90页）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我们，......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我们没有你们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好走，只要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工整结论的。......靠“开小灶”、“吃偏饭”培养起来的典型谁能学得了。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的极左的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平原，这一套我们可学不了。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见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 版，第58页）

　　顺便说一句，当时流行的民谣是，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真正代表亿万农民心愿的是万里，而不是出身农民的副总理陈永贵。这已是无可置疑的历史定论。

　　三、1980年中共中央83号文件（见国家农委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就是１９８０年的８３号文件。

　　中共中央的批语首先评价了陈永贵和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及责任。批语写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用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批语指出：

　　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做出决定。　　　　

　　批语的第三部分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出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

　　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加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批语最后写道：

　　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行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搞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

　　四、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了人民公社建立后农村政策的种种失误。

　　这个决议目前仍然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基本规范，其中第26条第2点如此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改革：

　　“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其中：1、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是陈永贵当时坚决反对的。2、恢复并扩大的自留地，是陈永贵带头在大寨和昔阳县彻底取消的。3、农村集市贸易，是陈永贵带头在昔阳县取缔的。4、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是陈永贵在昔阳县、山西省以至全国范围内努力限制和压缩的。总之，这一切都针对性很强地反对着陈永贵努力维护的大寨道路。

　　五、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六、1986年3月26日新华社讣告

　　当天晚上，陈永贵去世，新华社会发布消息，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需要强调的是：这篇讣告肯定了陈永贵在党劳动模范期间和退休之后的贡献，但对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却以“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方式婉转地否定了。

　　七、我对陈永贵的整体评价

　　199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室助理研究员、专门研究学大寨运动的专家孙启泰在对《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一书的审读意见中写道：

　　“初步印象是落笔有据，语言朴实，文笔生动流畅，分析客观，评价公允，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人物传记。至于全书的政治倾向问题，凭我在写《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时对大寨、陈永贵的研究和了解，我个人认为，你全书对陈永贵及大寨的描述、分析和评价，是符合中共中央1980年83号文件精神的，因而政治倾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吴思

　　　　　　　　　　　　　　　　　　　　　 200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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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家人话今昔 -- 摘自《中国妇女报》, 17:17:27 09/05/02 Thu